当前位置:首页 >> 要闻快递 >> 集美报新闻

文字: | |

百年集美学校

时间:2013-11-17 16:09 阅读人数:

    30.寄希望于“良政府”

  怡和轩的算命先生没有说错,自70大寿那次惊吓以后,陈嘉庚的日子过得很安定。
        1944年4月,陈嘉庚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南侨回忆录》。在该书的最后,他写了一首明志诗,其中有这样两行:“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
        根据敌方《共荣报》的信息,分析战局的发展,陈嘉庚断言:结束战争必须从日本本土下手;本土一解决,南洋各地就等着接收。
        局势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8月1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嘉庚结束了长达三年八个月的匿居生活。9月21日下午5时,外电报道陈嘉庚安全健在,即将返回新加坡。陈村牧从永安传来这个喜讯,安溪、大田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电传各地校友。闻讯者相拥相抱,喜泪横流。10月6日,陈嘉庚由吧城乘飞机回到新加坡。新加坡、重庆分别召开庆祝陈嘉庚安全大会。毛泽东给重庆的庆祝大会送了一幅单条,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对陈嘉庚准确的历史性评价。
        再说集美学校。1945年4月,陈村牧召开校董会会议,决定:利用现有条件,包括安溪校舍,合理调整,把各校逐步搬回;在复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为了制定集美学校搬迁、复员计划,陈村牧带着几个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到集美进行实地考察。
        集美学校遭日本飞机轰炸40多次,日机投下的炸弹200多枚,大炮轰击几十次,炮弹2000余发。学校60余座楼宇无一完好。校园荒废多年,野草丛生,鼠虫横行,没有完全被炸毁的校舍也破损严重,尘封盈寸,蛛网密布。修复工程巨大,没有巨款难于恢复。
        陈村牧不辞辛劳到各地拜访校友,募集学校基金,又到福州、永安,请求省政府补助修缮款。陈村牧想尽一切办法筹资募款,为校主分忧。
        10月,陈村牧在永安发表《集美学校复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计划,按这个计划,集美学校复兴分三期进行。第一、二期费用估计在7000万元国币以上。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作为南侨总会的主席,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刻不容缓的是解决战后海外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
        战争期间,海外许多学校都关门,大量学龄儿童都耽误了学习,必须给他们补习误了的功课;台湾光复了,要对台湾孩子进行祖国文化教育。这都需要大量的教师。1940年回国慰劳结束回南洋之前,陈嘉庚就委托厦大校长萨本栋和集美校董陈村牧到重庆见教育部长陈立夫,转达他的建议:在福建、广东建立两所侨民师范学校。陈立夫没有食言,1942年分别在福建和广东创办了侨民第一师范和第二师范。在玛琅避难期间,陈嘉庚反复考虑过战后师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排上日程了。他想:把集美学校的校舍借给政府,由政府出资修复,在那里开办师范学校,收海外初中、高中毕业生,给予较优惠的待遇,培训一年,毕业后,他们可以回海外,包括台湾,当老师。这样做,一举多得:一可以解决南洋师资紧缺问题,二为政府节省大量办新学校的开支,三可以修复学校被破坏的校舍。但,问题是要有一个“良政府”,一个愿意这样想,这样做的“良政府”。
        陈嘉庚天天都在打听来自祖国的消息。陈嘉庚终于收到陈村牧的来信,并随函附上的《集美学校复兴计划》。这是陈嘉庚四年多来第一次收到陈村牧寄来的函件。陈嘉庚内心激动,急切想了解时时萦绕在他心中的集美学校的近况,他一行一行地读下去,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去,又翻转过来,寻找他心中想读到的文字……读完,他把信和《计划》往桌子上一扔,身子无力地往椅背一靠,摘下眼镜,闭上眼睛,信和材料中所说的事,一件件轮番在他脑子里翻腾起来……
        “他们说的都对啊,可是我没有钱!就是有钱,现在也不能这样做呀!”陈嘉庚深叹一口气,自语道。
        陈嘉庚不急于恢复学校旧貌,而且主张学校不扩大规模,招生只减不增,损毁的校舍“非至要,勿修”。凡此种种,除了经济困难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他清楚地看到中国内战不可避免,他不想急急忙忙恢复学校,再让其在战争中遭受二次破坏;其次,他料定内战必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币将变成如德国的“马克”,几近废纸。在这样的时候修复校舍,物价飞涨,工料昂贵,即使有钱,也无法承受,更非上策。
        陈村牧对陈嘉庚的心中所想,不能说不明白,但在那个时候他对陈嘉庚的深层次的思考和全局性的考虑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
        为了给校主分忧,陈村牧发动校友募捐,求助于社会贤达,向政府求助,劳苦功高。但陈嘉庚对此并不认同。
        陈村牧提出到南洋募捐,陈嘉庚严词拒绝。他对陈村牧说:集美学校不“向外人捐助。”集美学校,始终是陈嘉庚独力支撑的,他求过族亲帮忙,但拒绝向外募捐。这与陈嘉庚内心坚守的宗亲观念有关,也是陈嘉庚爱国爱乡行动中表现出的特色。
        陈嘉庚本人在抗战初期的1939年8月曾在报纸上发表过启事,号召校友为复兴集美学校募捐。此项活动得到校友积极响应。1940年,陈嘉庚回国慰劳时,看到战争不会迅速结束,集美学校修复尚早,便把募得的款项冲入集美学校基金,募捐活动告一段落。此时陈嘉庚不同意向校友募捐,原因之一是他不急于恢复集美学校。而他的这一决策,和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他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矛盾激化直接相关。
        陈村牧请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厦门分处拟用工赈的办法,帮助集美学校8500万元修葺部分校舍,可否接受。
        陈嘉庚看到“工赈”一词,火冒三丈。他说:“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争结束后,国家不奋志自立,以图强盛,反而要依靠外国救济……可耻可悲,可羞可痛,可哀也!”
        集美学校校董会遵照陈嘉庚的训示,不吃嗟来之食,致函救济总署厦门分处,拒绝接受工赈。
        1946年,集美学校完成了《集美学校复兴计划》规定的第一、二期任务,所有学校搬迁回集美。至1949年4月,陈嘉庚支持集美学校30多万叻币,其中一半用于修复校舍,一半用于校费。
        陈嘉庚对集美学校抱定一个主张:在腐败政府时代,集美学校只能维持,绝不可扩大,招生宜少不宜多。他多次在给陈村牧的信中强调:集美学校的事,不是他不关心,不予考虑,而是时机未到,希望学校遵照他的计划行事。
        陈嘉庚所说的时机,就是“良政府”的出现。他相信:“良政府”必定会出现。只要“良政府”一出现,就什么都有办法,不但损毁的旧校舍可以全部修复,而且还要扩建新的校舍。

分享到: 

[ 收藏 ][ 打印 ][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