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俊杰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第3个年头，日寇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海外侨胞与祖国的正常联系中断。面对艰难危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问英勇抗敌的将士和饱受战火煎熬的同胞，并考察国内实情，向侨胞报告，以激励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
　　从3月下旬起，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历时八个多月的慰劳考察活动。年近古稀的他，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爬山涉水，翻山越岭，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其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北抗日重镇延安考察8天。在重庆，接待林伯渠等三位共产党人来访，应邀出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最后，他形成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于陈嘉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原先他寄希望于蒋介石集团。考察后，把希望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转折“转”得好，转得非常正确。
　　当时，论物质条件、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中共远不及国民党。为什么嘉庚先生会把希望转向中共。换言之，他从中共身上发现了什么值得信赖的品格和长处，这对党的建设有何重要意义？诚然，嘉庚先生是一位党外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苛求他对党的建设提出系统的建议。然而，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不少重要启示和教益。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党必须制定和实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或称基本路线、总路线）。
　　嘉庚先生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天起，目光就聚焦在团结抗日上。他把国内各党派都放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深知要打败穷凶极恶而又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团结抗战是他衡量是非的主要尺子和试金石。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他最关心的是各党派对抗日持何种立场和态度，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抗日救国起什么样的作用。谁以大局为重，一心一意抗日，他就赞许；谁消极抗战搞摩擦，他就反对；谁在“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蒋委员长大骂共产党时，嘉庚先生不软不硬地说：“如此说来，兄弟倒更要亲自到延安看个究竟，回南洋好向侨众报告真相”。可以说，他是带着许多疑问访问延安的。为了保证考察所获得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头两天他穿上陕北农民服装进行微服私访，观察郊区农村和延安街道的情况，与普通群众交谈，所见所闻使他深受感动。延安的物质条件虽差，但社会“风气和秩序比新加坡都要好。”然后，从熟人口中，他了解到“共产党是真正为抗战，真正为祖国，真正为人民。”尤其让他激动的是，他亲眼看到八路军战士押解日军俘虏路过延安街，他满含热泪道：“回国两个多月，才亲眼见到我们中国人真打过胜仗。”陈嘉庚的所思所言，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路线不谋而合。
　　我党在抗战中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在这条政治路线指引下，我党以博大的胸襟，不计前嫌，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全国人民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党和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有很大发展。党员数量和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初期的四、五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有120万名党员，党领导的正规军120多万人，民兵26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一亿之多。实践证明，政治路线正确了，党就发展，就前进；政治路线错了，党就倒退受挫折。而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广大人民的愿望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其次，必须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改善群众生活。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嘉庚先生在关注团结抗日的同时，也时刻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在他的眼里，这两件事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政府与民众同甘共苦，关心并改善民生，才能发动亿万民众参加抗战。然而在国统区，他“沿路所见，乡村住宅极其鄙陋，村民衣服破碎，不堪入目；男女孩童多露下体，贫苦之极。”而政府招待所则“布置极形华丽”，甚至连他都“生平所未享过”。他对国统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现象深感忧虑。当他得知政府拨巨款接待慰劳团时，大为焦虑，即在重庆各报登载《辞谢无谓应酬》之启事，辞掉了上百场宴席。而在延安，共产党关心民生，在敌人重重包围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三年带领民众垦荒三百余万亩，老百姓安居乐业，吃饱穿暖。女子缠足等陋习已绝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风气纯朴，治安良好。领袖们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税政策，上下刻苦耐劳，努力上进。从政策措施到实际行动切实落实“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方针，因而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积极主动投入抗日战争。
　　再次，必须有一个清醒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集体。
　　嘉庚先生到延安考察之前，听到不少对中共的污言秽语，但它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他在重庆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热诚可亲，衣着朴素，举止文雅，说话入情入理，只是不知延安的实情如何。就在此时，他接到中共领袖毛泽东发来的邀请他访问延安的电报。于是，他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了解实情。5月30日傍晚，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开始了他的延安之行。开始他以普通农民的身份，与延安的普通平民（洗衣姑娘、牧童、店员等）接触、交谈，察看民情、市情，由下而上、由此及彼地步步深入了解共产党，并由表及里地分析研究，寻找答案。在延安河畔，他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洗军装的姑娘们：“洗一件几多钱？”想不到这个商品经济的常理却引来一阵笑声。他接着追问：“洗军装不要钱？为什么？”一位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答道：“军爱民，民拥军，团结一心打鬼子。洗军装是我们的光荣，争都争不到，哪还要钱！”由此，他看到延安团结抗日的思想多么深入人心，军民关系多么融洽。还有，牧童拾金不昧，商店店员善待顾客，公务人员廉洁从政，官兵平等，领袖的亲民作风，以及一切有利于抗战政策措施的付诸实践等等，这一切无疑都源于中共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让他感动的是，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高级西医、原福建长汀天主教会医院院长傅连暲，毅然放弃舒适生活和优厚待遇，舍生忘死跟着共产党长征，来到穷乡僻壤的陕北，勤勤恳恳地为红军服务，这使嘉庚先生感悟到共产党的强大的感召力。他又通过与集美和厦大校友以及从南洋来延安的学生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感受。最后，他通过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家访”和互访，促膝谈心，纵论时政，进一步了解中共对抗战形势的高瞻远瞩的分析和在抗战中的战略策略、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于是，他与傅连暲一样地也被感召、被“赤化”了。
　　党的历史发展轨迹说明，有一个好的中央领导集体，就能引领全党全国人民绕过险滩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福气。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
　　（参考文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洪永宏《陈嘉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