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杰
　　旧中国国弱民穷，闽南乡村“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使嘉庚先生“触目心惊，弗能自己”。这是嘉庚先生筹办师范教育时所提及的。可见关注民生是引发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重要原因，而纵观他的一生，也是时时关注着民生。
　　珍惜土地 为民销税
　　土地是民生的根基，耕地更是民众生息的保障。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嘉庚先生强调“闽南人稠田少，人民又多占良田建房，希望政府调查，限制和改革以保良田，建议民宅建在山地，既合卫生又保良田。”实际上嘉庚先生从办学第一天起就拓荒用废，不征用耕地建校舍。嘉庚先生生前集美学校的大建设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中期及上世纪五十年代。集美学校的第一座校舍，第一座教学楼就建在填泥扩充的海塘小洲上，而继小洲之后的校舍不是建在盐碱滩涂地上，就是建在寸草难生的高地山顶荒坡。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建校舍同样也是建在临海高地和滩涂地上，尽量不动用耕地。嘉庚先生的鳌园就建在礁屿上。而归来堂他生前就圈定建在已倒塌的祖祠废墟上，并且要求不能多占地块，只能按有厅没房的小庙模式而建。至嘉庚先生逝世时，嘉庚故居小围墙（今龙眼树系在小围墙外）前至现今归来园、集美中学大操场、航海学院大操场、财经学院教学楼前后、山水宾馆至尚南路等地块都仍是耕地。当时学生在教室都能看到农民在耕地，难怪一些人对“学村”的说法是“学校与农村组合”的简称。
　　嘉庚先生建学校不占用耕地，尽管“凡学校所需地皮，比通常地价加倍给还，公私坟墓亦然，且均酌贴迁移等费”，但旧社会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他仍深为关切。在他亲自提请下，1925年福建省长指令：免集美村赋税，以励兴学。从此集美百姓免交田赋，包括丁粮税（不服兵役当炮灰就征税）在内的“各种杂捐一律撤销”，民生得到较好的改善。
　　抨击苛政 为民请命
　　1940年秋嘉庚先生回国慰劳抗日前线官兵，来到福建福州。他了解到国民党省政府实行“统制运输”，官商勾结，层层剥削，一担米由产地的17元运到福州后，售价竟达七八十元。福州市民因米价高昂无法生活而投江自尽者无数。实行统制运输不到一年，百姓在福州万寿桥投江自尽后，被捞起的尸体约有九百具，而被水流冲走的就不知有多少。对此苛政，嘉庚先生愤怒疾呼：“苛政害民之惨岂不甚于猛虎！”
　　嘉庚先生体恤民情，在闽五十余天，从闽北闽中到闽南到过三十个县，耳闻目睹国民党省政府不但增设“统制运输”，还规定闽省田赋依植物增收，田赋最少增加三倍，多的则达十八倍，平均增加八倍，连老百姓购买食盐也必须另加捐税；有的县田赋甚至又增加了10倍。面对福建省的苛政给福建百姓带来的疾苦他坐不住了，亲自请省主席陈仪立即撤销苛政。他先是电告，后以八条民生惨况及七条官商舞弊事实两次上书陈仪，可陈仪都不予理会，最后他又一次电催。对嘉庚先生的请命，“陈仪拒哀求”“无悔心”“无意改善”，嘉庚先生“决意攻陈仪”。于是“三四日间两电哀求”“拯救闽民”。先“电蒋公请驰田赋”，后“详陈仪徐学禹祸闽数事”。可是蒋介石对嘉庚先生的两电请命“乃绝无一字回复”。对此，嘉庚先生愤慨地斥责蒋介石纵容陈仪“职居刀俎，而闽民应当任其鱼肉乎！”嘉庚先生也看清了蒋介石已变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定中国民生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慈善义举 设立助残基金
　　嘉庚先生心系民生，已知的义举始于其20余岁。当时他在新加坡见友人有本颇有应效的药书《验方新编》，即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尽管只有帮父经商的工资收入，嘉庚先生还是出资印制六七千本。后又在国内17个大中城市及南洋各埠登报，求得千余良方。编辑后，及《验方新编》交上海书局定印2万本。除分送赠方者及国内诸分行外，将其半数在闽省分送，半数分送南洋各地。
　　尽管嘉庚先生说自己办学“非如慈善家之有怀念”，然而嘉庚先生对民生的关注早在南洋社会就被誉为悲天悯人的大慈善家。澳大利亚学者杨进发 ，翻阅了包括英国国家档案在内的各种历史资料，发现1904年起嘉庚先生就有慈善义捐的记录，从那年起至1931年，嘉庚先生个人所捐的善款，有数据记载的总额数达66万新加坡币。
　　不论是海外的洋人还是国内的百姓，只要一方有难，嘉庚先生的恻隐之心就显现，不但带头捐款，还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巨大的赈灾募捐运动。在国内赈救灾民，北有1917年的天津大水灾；南有1918年的广东水灾、1922年的潮州大海啸、1935年的闽南水灾。在家乡嘉庚先生对百姓的灾难也是记挂在心。早年其夫人出洋前，他就通过其夫人，月月向全村的寡妇发放生活补助费。1940年10月31日嘉庚先生冒着危险回到家乡了解日祸。当他知道因日寇的炮击轰炸原有90余只渔船的集美渔村，渔船仅存10只时，即指示凡需要购船复业者，由乡长证明可到集美学校向管财人领取购船费。当即有20多人前去领取。
　　1937年7月7日日寇大举进犯祖国，战争爆发必有难民。8月15日嘉庚先生便组织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筹赈会）。在嘉庚先生的领导下，筹赈会为支援祖国抗日，救济受难同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面对大量需要救济的伤残人员，嘉庚先生便发起成立“救济残废伤兵委员会”，用华侨捐赠筹赈会的余款七十余万元，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助残基金——救济残废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