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印尼回到祖国只身别离双亲，那时我还不足16岁，但情形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好。要投靠的大哥成了右派分子，不准见面；要依靠的二哥辍学做工，不敢打扰。我只好栖身集美侨校补习，申请助学度日。我不敢找共产党人了，大哥原是共产党干部，二哥是共青团，都靠边了，我是无依无靠。听说侨校有的老师是共产党员，就在身边，我哪敢去沾他的光荣，担心自己的阴暗面玷污了党，我还是靠自己，为自己的生活着想去吧。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吃饭不要钱的学校”——师范学校。我是为了“思饭”进“师范”，这是一个谋生笑话。我是在错误的思想动机指导下，走对了路，走上了人民教师光荣之路。第一学年，我勇敢地申请入团。答复是：海外归来情况复杂、大哥右派问题严重，不予考虑。我不甘心，找了两个“落后生”，自己组织一个叫“雄鹰”的学习小组，专门学习团章、做做好事。团组织慌了，干脆叫我参加团章学习小组。第二学年来了，倒霉也跟着来了。班会上我实话实说：人民公社干不来三餐饭，不好；全民炼钢炼不出钢来，不好。于是，我成了彭德怀一伙的，属全校重点教育对象。入团的事，吹了。
　　第三学年的第二学期，临近毕业了。团组织找我说，快毕业了，你不入团就没机会，给你入团吧。本着恩赐的精神，临毕业前我被可怜地吸收入团。但是，我依然十分激动，十分兴奋。因为我的入团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入了团，我就渴望能入党。1961年，奔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件事，就向学校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每月自觉地写思想汇报交给支部。
　　坦诚交代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对学校人事的看法。我想，这是交心，让党了解我、帮助我。想不到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汇报成了党支部书记揭发我的大字报，再加上我在侨校有反“三面红旗”的言论，我的问题是逾发不可收拾。批批斗斗，不断升级，最终斗成了“特务”、“学校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反共同盟”暗杀团成员，列入“斗批改”的黑名单，被囚禁、被劳改、享受“不准乱说乱动”、“出村要请假”的政治待遇。最后又演变成“犯错误的好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到农村改造。1979年5月，算是平反解放了。在这一段历史动荡的年代，别说入党，连个好人都难做。
　　恢复了名誉，依然从教。要把被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我打拼地工作，也干出了一点成绩。1980年，党组织找我谈话，叫我振作，争取入党。我发了牢骚，党的威信下降了才叫我入党，我心里确实不好受。后来想到，党的威信下降是因为缺少真正的党员。我自信可以成为真正的党员，我的入党，为党里多一个真正党员的分子，对党有好处，对人民有交代，我怎么能不入党？入党前，党组织派人找我谈话时，我提出不承认党章的一段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我被发展入了党，成了对党章有所保留看法的一名党员。
　　我是1961年申请入党，1981年才批准入党。整整20个年头，这里有彷徨、有呐喊、有犹豫、有拼搏。但党永在我心中。
　　1992年，我陷入生活困境。母亲瘫痪，妻子无业，儿子失业，女儿上中专，家庭费用全压在我一人身上，我是学校的特困户。党组织知道我的困难，1993年市组织部雪中送炭，部长亲自下来慰问，资助300元；1998年组织上又送来600元。这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上。
　　成了党里的人，我感到增添无形的活力和监督，促使我朝合格党员的目标走。党员八条义务讲的就是党员的样子，我按党员的样子去工作和生活，觉得不像样子的党员就不是党里的人，那是一种耻辱。我注意衡量自己的言行是否够样，尽力不要给党丢失脸面，这就是党性。我照这个准则办事，在几十年里，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平平淡淡，要求自己问心而无愧。
　　在岗期间，我曾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模、二次评为省级优秀党员、三次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退休之后，也曾评为市级文明市民。
　　我和党，一路走来。党的威信高，我高兴；党的威信低，我难受。
　　我衷心希望共产党的党旗永远鲜红，永远向前。（印尼归侨党员、原灌口学区校长  白玉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