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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燃了集美大社的第一把革命烈火

时间:2009-10-18 10:06 阅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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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水泊 集美区离休老干部,曾任同安县副县长,集美区人大副主任,是一位老地下党员。值此厦门解放60周年,集美报特刊出王老的回忆录。

  1945年7月我在后溪仑上村的集美小学毕业了。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苦恼:高兴的是学校可以保送我升集美初中,不必再经过考试这一关;苦恼的是当时集美中学因抗战迁在安溪县城,除了路远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更倒霉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家里的一头耕牛病死了,要筹钱买耕牛,哪有钱再供我上学,我只好忍痛休学,等待来年再说。

  当我还在痛苦的思绪中,忽然传来了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接着又传说集美中学明年要搬回原址集美学村了,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希望,我升学有望了。

  1946年2月我由集美小学保送升入集美初中66组甲班学习。因为经济困难,申请“通学”(不在校内住宿用膳),寄住集美大社后尾角我三姐王惠莲的家(姐夫陈天送)。临走的时候,二哥王水永交给我一封信并对我说:“这封信你带去交给集美图书馆的一位洪邃明老师。这个人很有学问,待人很热情,今后你要常向他请教。”开学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我正在三姐家门口,来了一位30多岁老师模样的外地人向人打听“陈天送”的家在哪里,有人给他指点他就直接朝我三姐的家门口走过来,他向陈天送的母亲自我介绍他叫洪邃明,以前和陈天送是同事,现在随学校到集美做事,今天来向你老人家请安。

  我在一旁一听说他就是“洪邃明”赶紧拿出我二哥给他的信,也自我介绍“我是王水永的弟弟叫王水泊”。洪老师接过信后看了一下,第一句话就问我“喜欢看课外书吗?”我肯定答复后,他又问:“喜欢看什么书?”我说“故事书”。第二天,他就拿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两本书给我,另外还用报纸包了一包书叫我带回去给二哥看。在谈话中,洪老师说他有几位同学要和他一起学习,想借我的宿舍一用,我们表示同意。以后每逢星期天下午6点多,就有六七位男女同学来我住宿的地方开会,他们一来洪老师就叫我到房外注意有没生人来,有的话要发暗号告诉他们。后来后尾角念高商的同学陈顺言和他的亲戚王水源(念初中)在附近陈顺言家的一间柴火间整理出来当书房,里面刚好可以打三张个人床。在征求陈顺言同意后,我也从我三姐家的“厅边”搬过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洪老师看了我们的“新居”后,感到很满意。在征求陈顺言同意后洪老师就把他们星期日晚上的“学习”转到我们的“新居”,每次他们学习我都要拿一本书在外面“看”(实是站岗放哨)。我还要为洪老师保管书刊报纸,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资本论》、《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等。同时我还负责传递洪老师和我二哥之间的来往书信。

  记得洪老师曾对我说过:“在学校首先要把书念好,这样一来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第二能在同学中树立威信。除读好各门功课外,还要多看进步的课外书刊报纸,这又有助于提高对各门功课的理解能力,也有利于把功课念的更好。同时,还要注意广交朋友,了解同学们的家庭和个人的思想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这一席话,对我以后学习和联系群众工作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永铭心田。特别是他每次拿书给我看完以后,要我谈感想,极大地推动了用心思考的学习态度。在洪老师言传身教的培养下,我迅速地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活动。

  与洪老师一起到我的宿舍开会有高中的庄建国、杨竹志、高景春、吴秀云,水产的有叶玉惠,商校有陈芳泽等六位同志,后来我知道他们是闽中地下党集美学校工委的领导成员,洪老师是工委书记,其他是工委成员也是各校地下党支部和女生支部的负责人。

  解放战争期间,集美学校一再掀起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每次开展学运前,工委的负责人事先通知我,并指示我如何发动组织同学参加到运动中去锻炼。我遵照党的指示积极投入集美各校的历次学运。我先后参加的学运有:1946年12月,发生北平美军兽行,集美学校的反美游行;1947年11月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集美各校联合行动声援,组织学生赴城乡各地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揭穿美帝玩弄调解的骗局,公开支持蒋介石的罪魁祸首;1948年6月初集美学校闽中地下党部署由集美学联出面领导,发动各校全面开展“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各校停课三天。第一天召开“反美扶日”大会,阐述“反美扶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揭露美帝的罪恶阴谋,激发爱国情操,动员学生投入运动。第二天,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分赴城乡宣传,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1949年4月南京学生“四.一”,惨案消息传来,地下党又部署集美学联出面发动抗议声援“四·一”惨案。统一停课三天,下乡宣传,号召农民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并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同时散发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等宣传品。

  从1946年2月开始,我在集美学校,闽中地下党历任工委书记洪邃明、庄建国、杨竹志,以及1949年以后改编成总支委员会的骆朝宗书记的亲自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冬季,洪老师曾与我们商议在集美大社开办农民夜校,1947年1月洪老师因政治色彩暴露,被迫离开集美学校,到浙江打游击去了,因此农民夜校没能办起来。

  洪老师离开集美以后,从1947-1948年工委新的领导人庄建国同志与后来接任的杨竹志同志继续在我的住宿地点开会。后来我的宿舍搬到后尾角陈水泰同学的叔父陈维熊私宅三楼,与陈水泰同学同住三楼一个房间,集美地下党工委仍然在我们的住宿地点开会。他们仍然与我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他们活动的次数少一些,每月开会1—2次。陈水泰同学也知道他们是地下党,但他很支持,一见他们来了,我们就主动离开房间,到外面阳台或楼下替他们“观风”。

  虽然我与集美学校地下党的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但我的思想还是很幼稚的,自以为我是共产党员了,直到1948年秋天,集美高商的陈芳泽同学问我“你敢不敢参加共产党”,我才很惊奇地问他“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吗?”我以为从1946年2月我拿二哥的信给洪老师起,我就是共产党员了。陈芳泽说:“你是党的政治群众,要个人写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上级组织批准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即表示马上就申请。

  陈芳泽同志因忙于准备毕业考试,把我介绍给高中部的支部书记(兼集美总支副书记)林恢成同志,由林恢成同志指导我写入党申请书。1949年3月林恢成告诉我:“你的入党申请由我和总支书记骆朝宗作介绍人,经上级党组织研究批准接受你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又解释说:“本来入党先要有一年的候补期,但你的情况特殊,组织上对你已经考察三年多了,完全够正式党员的条件,不必再有候补期了。”同时他还告诉我,集美学校地下党组织属闽中地下党今年已改编为总支委员会,代号为“FE”,属厦门市工委领导,下设四个分支部;高中是第一分支部,水产是第二分支部,女生是第三分支部,商校是第四分支部。你在商校第四分支部就由你负责。现在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你要积极大胆地发展新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我担任集美高商(现在的财经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以后,就在平时与我交往密切,政治面貌又清白、积极可靠的穷同学中先选择二房角的陈朱明、陈德祥(后改名陈流),后尾角的陈水泰三人作为第一批的建党对象。经请示总支领导同意并办理入党手续后,由我作为他们入党宣誓的监誓人,并在我的住宿地(后尾古井边我三姐王惠莲的旧居)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以后我又与陈朱明一起介绍了塘乾角的陈少斌,后尾角的陈顺言两位同学入党,与同学尤珊美介绍了后尾角的同学陈淑琴入党。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闽中地下党组织为更有力的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解放福建,号召在校的党员上山下乡,到游击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因响应上级党的号召上山打游击,因此还有三位可靠的同学,内头社的陈宝成、上厅角的陈明资、郭厝的陈建成来不及为他们办理入党手续就离开学校了。我一共发展了六位集美大社的同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播下了集美大社革命的第一批种子。

  我离校以后,党支书的工作就交给陈朱明同志负责。

  由于学校提前放暑假,以陈朱明同志为主要负责的地下党员的工作就转向了大社回家的学生,他们以“笔谈”的方法搞串联,发动群众,当时参与笔谈的回乡学生有20多人。1949年7月泉州中心县委决定集美学校党支部划归同安县新三区(后溪至角尾一片)工委领导。党支部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30多人到新三区的农村去发动群众,其中是集美大社人的就有陈朱明、陈流、陈顺言、陈宝成、陈淑琴、陈金桃、陈金叶等十几个。陈朱明同志通过争取“角头老大”陈水撰(也是缅甸归侨)的支持,以保护大社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需要,争取伪保长陈伯交的支持。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自卫队,队长陈伯交,副队长陈水撰,集美学校校警所的校警也加入自卫队组织。队部设在美术馆(原址在原集美医院生活区内大榕树的西面,已拆除)。自卫队为保护郭厝一位村民抓了个国民党兵,因而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攻美术馆(队部)的事件。

  地下党员陈朱明,陈顺言通过地下群众陈乌亮(后尾角)在同安县政府任职的亲戚办理了去游击区工作的十几个同志的身份证。陈朱明、陈顺言争取了集美电船公司的职员陈大株、陈庆和、陈文猪(以上三人都大社上厅角的人)王合村等人,从而建立了集美至厦门一条安全可靠的海上交通线,他们多次护送我地下党的交通员和情报员安全来往。特别是1949年9月毛森任厦门警备司令大搞白色恐怖,市区的地下党工委领导及大批地下党员30多人安全撤离,这条交通线起了很大的安全保护作用,集美成了红色的转运站。(王水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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