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厦门北站附近尽是林立的高楼，传递着后溪珩山现代的气息，但就在其不远处，悄悄地立着一座古老的寺庙——圣果院。正午的阳光透过云层，金灿灿地照在高翘的燕脊，那静谧与古朴的氛围，与四周的喧嚣真是大相径庭。圣果院的历史算起来也有一千两百多年了吧。

　　圣果院虽老，却古意盎然：屋顶为飞檐挑山式，分前后堂，堂内堂外的柱子，几乎由石柱和小段木头连接成，牢牢地支撑着屋顶，前堂与后堂间的墙壁上附立着三块石碑记，石雕上详细地记载着关于寺庙重大事记。堂内众多石柱都是唐代留下来的，而连接着石柱的杉木是元朝的。细看杉木及石雕，虽然历尽沧桑，仍难掩盖昔日风华，可感受其厚重的历史。

　　据圣果院管委会会长王聪明介绍，圣果院始建于唐，为泉州僧人卓猷创建，初名泗州堂。相传它的改名与宋端宗有关。

　　据厦门已故文史学家洪卜仁主编的《厦门古刹名僧》一书介绍，宋端宗赵昰曾因元兵进军福建，南逃到时称嘉禾屿的厦门岛。当时的同安县令听说泗州堂前的龙眼树居然在冬天二度结果了，就把堂前龙眼送到皇帝面前。宋端宗提笔写了“圣果院”三个字，从此泗州堂就改成了“圣果院”。

　　元朝至正十四年（1354年），圣果院毁于兵火，三年后重建。后经明、清、民国及现代多次维修。这里至今还保存有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龙山圣果院祠堂内碑记》和明天启三年(1623年)《重立圣果院祠堂内碑记》等石刻。

　　圣果院不仅有文化史，也在厦门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从现存建筑的结构和材料装饰上，可以看到圣果院经历代维修后留下的不同痕迹。如屋脊两端的装饰物虽有改变，但形态仍类似于唐代建筑的“鸱吻”，有中原地区唐代建筑的特征；屋脊基本平直而略有弯曲，表明处于建筑由平直屋脊向弯曲屋脊转变的过渡时期；门墩石、裙堵下方的“柜台脚”则有明代石雕的风格；八个角脊上剪瓷黏贴的“螭龙”，更是具备明显的闽南建筑装饰特点。

　　谈起圣果院典故，王聪明如数家珍，圣果院的每一个变化都印在他脑里。根据圣果院内石碑记载，从1549年开始，王氏就有在重阳当天以“全牲祭祀始祖”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

　　据介绍，王氏祖先刚迁徙到此地时，人丁稀少。于是，每年九九重阳之日，王氏宗族老人都会聚首一次，先聚集，一起行过一条20米长的人造独木桥，传说，过桥可以为家族带来男丁兴旺、子嗣绵延的好运。过完桥，老人们都出资，并从各自家里带来桌子、椅子和碗筷在圣果院附近聚餐，在餐桌上商讨一年的大事，祈祷来年人丁兴旺、诸事顺达。

　　据悉，那条“旺丁”桥就是圣果院桥，600多年间，由独木桥换为石板桥，后来又由水泥石拱桥取代，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便少了一项餐前老人同过桥的仪式。

　　“吾家王氏，首重孝悌”，在后溪珩山王氏的家训中，“孝悌”被排在首位。因此，每年珩山王氏的后人们都会自发捐献钱物，于重阳节在圣果院前组织一场规模盛大的敬老活动，宴请珩山三个村所有当上阿公阿嬷的长者。

　　今年73岁的圣果院管委会秘书长王合友坦言，以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吃地瓜叶、高丽菜度日，来了客人也只能煮点菜、汤，过去虽然也曾举行重阳节的敬老活动，但那时要自带盘子、碗、凳子赴宴。在他的记忆中，“千叟宴”是不断变化的。

　　20世纪50年代，老人们重阳节过完桥后，便各自出资聚餐，当时生活困苦，桌上就一汤一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了聚餐方便，整个宗族村落分为五个角落，每年由居住在一个角落的老人们负责筹备所有老人的桌子和凳子，这样每个角落每五年轮值一次；20世纪80年代开始，宴会由村委会出钱，如果那年谁家生了男孩，这家阿公就会出500元、1000元不等的金额参与筹办宴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委会更重视这个习俗，每年会拨款，“千叟宴”愈办愈旺。